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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与小说的可能性

1998-06-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世纪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说定义的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时代。小说传统定义被不断突破的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小说了,从而也就为小说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再到罗伯-格里耶,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最具先锋性与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

如果说二战之后最具革命性的小说实验是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派,那么在新小说派之后最具冲击力度的,就目前对中国文坛了解的程度而言,可能是昆德拉。昆德拉的小说学价值在于他是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独特的小说样式,让人们知道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这或许就是昆德拉从1987年起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重要原因。然而10年过去了,在公认呼声最高的今年昆德拉再度落选,对于广大的昆德拉的爱好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怅惘的事情。

可以说昆德拉以其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构建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这样界定小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小说思考存在,是西方存在主义兴起之后重要的文学思潮,萨特和加缪是其突出的代表。正是这两位大师把小说提升到存在论的层次,从而赋予小说以新的使命,即发现和询问存在,以免“存在的被遗忘”,展示了20世纪人类真正的生存本质和状况。昆德拉的小说也许无法用存在主义来概括,但他在小说中对存在的探究却可以纳入存在主义的大传统,“小说家”也被他定义为“存在的勘探者”。但问题在于,小说家对存在的勘探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区别何在?昆德拉的突出之处正在于他把存在理解为人的可能的场所,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可能性”的范畴。理解这个范畴是理解昆德拉小说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了解昆德拉构想小说中人物的一个关键。

昆德拉认为,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关于人物描写有三大不可逾越的规则:一、应该给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关于他的外表,他说话的方式,行动的方式;二、应当让人了解人物的过去,因为正是在那里可以找到他现在行动的动机;三、人物应当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自己的看法应当隐去而不影响读者,从而使读者把小说的虚构当成客观现实。(三联版《小说的艺术》第32页)上述规则使真实性、客观性和逼真性成为小说人物的基本特征。但什么是真实性?为什么存在一个客观真实?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怀疑。现代主义小说观念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就是粉碎了传统小说关于“真实性”这一神话,而昆德拉则是这个神话的最后一个终结者。他认为,小说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话来说,小说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可以看出,“可能性”不仅是昆德拉思考存在的重要维度,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具体化技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都受制于各种现实因素,许多生命环节都是规定好了的,这一点小说家也不例外。但小说家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受诸种限制的现实生存却可以在小说写作中想象化地延长,他可以在小说想象中去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各种可能性。正像昆德拉所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圈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之所以有神秘感,正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越过某一条界线到一个无法预知的天地,这就是小说想象中的“可能性”对现实生存的拓展和超越。而现实中的一切都是被一次性给定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一个贯穿性主题正是“一次性”的主题:“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从这个意义上看,丹麦王子那个经典性的犹疑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释。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不仅因为性格因素,而更因为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他只能作出一个决定,他必须为自己最终的、一次性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负责。因此他的犹疑是生命的存在论层次上的,是有形而上意味的,隐含了生存的某种本体特征,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么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哈姆雷特那个著名的独白“Tobeornottobe”,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可以说,哈姆雷特的启示在于,他是以选择的“可能性”对抗命运的被给定的一次性,从而“可能性”变成理解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

施介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可能性“在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一种形而上学方面的重要性:即人总是从可能性中来了解自己本身,因为他的存在还不是最后被规定的。人正是生活在诸种可能性之中,诸种可能性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最内在的核心。”昆德拉正是从小说学的意义上抵达了这一“最内在的核心”。他的小说的独特的魅力正在于发现了“存在的可能性”的天地。这就是由卡夫卡开拓的天地,是博尔赫斯的天地,卡尔维诺的天地,当然更是昆德拉的天地。或许可以说,20世纪现代小说最大的发现就是把小说的疆域从现实性维度拓展到了可能性的维度。这一新的开拓疆土的壮举完全可以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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